为了“两条赛道”上的他们

  他是一家三甲医院的检验科医师,也是一所医科大学的副教授。从业以来,除完成医院工作外,他累计发表了数十篇SCI论文,参与编写了十多本专业著作,还牵头在学校建立了一家检验研究所。

  在一同毕业的200多名校友中,佟江的履历显得很特别。“因为没多少人愿意这样做,太苦。”而相比他这样的检验科医师,内科、外科的临床医生们若想在科研上做出点成绩,无疑更加艰难。日复一日应接不暇的门诊、手术、查房,足以消磨掉很多年轻人的科研梦想。

  也不是没有人问:“你们这些在医院上班的人,为什么非要发论文呢?”佟江的回答也很简单:“如果能用我毕生的精力,把一份检验报告出炉的时间从两周、一周缩短到一天、半天,我觉得就很有意义。我的所有研究,都是为了解决医生和患者会遇到的问题。”

  2022年,新冠疫情仍在持续肆虐,老龄化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,癌症、心脑血管疾病、神经退行性疾病等,仍然挥舞着狰狞的爪牙。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壮大,但在生老病死前,人类依旧脆弱得如同稚子。

  全世界都在呼唤能够解决这些紧迫难题的人类精英,呼唤同时飞驰在两条赛道上的医师科学家(Physician scientist)。

  那我们不妨听听,医师科学家以及有可能成为医师科学家的人们,他们又在呼唤什么?

  1968年,4名年轻医生来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,在这里,他们体会到了科学研究的魅力。

  临床医学与基础科学的相遇,常能成就“金风玉露一相逢”的佳话。据统计,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,超过三成是医师科学家。

  医师科学家这个概念或许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,美国著名教育家Abraham Flexner论证了医学教育的必要性,提出将科学进步与临床指导结合起来。从20世纪50年代起,美国逐步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MD-PhD (医学哲学博士)双学位计划,将科学研究与临床培训相结合,为美国生物医学领域培养了大批杰出科学家和优秀人才。

  但就是这样一个创造奇迹的职业,一个被时代所呼唤和需要的职业,却正在经历某种“倒春寒”。

  一项研究显示,美国医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4.7%的峰值减少到今天的约1.5%“宝藏物种”似乎有变成“濒危动物”的风险,原因在哪里?

  从问卷反馈可以看出,相比一些个人因素,国家政策和机构制度的影响更为显著。比如,研究经费的减少、临床工作与科研培训期间的工资福利差异、缺乏相关职业发展课程、可保障的科研时间不足、同导师的接触不足等。

  与发达国家相比,在中国,医师科学家还是一个稍显陌生的概念,针对性的人才培养体系也起步较晚,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只多不少。

  目前还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给中国的医师科学家群体画像。仿佛隔着一层影影绰绰的纱罩,人们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的医学工作者正走在成为医师科学家的路上,也并不十分了解他们面临的艰辛和孤独。

  “中国医院的情况你们都知道,地方小医院的人是很少的,病人都往大医院涌。各个三甲医院的医生,每天都在奔命似的看门诊、做手术、查房,能腾出手来做研究的时间少之又少。像我们都是挤时间,抽空做、熬夜做、周末做,没什么休息的时候。”

  “只要是人,精力就是有限的这是最大的问题。”

  佟江年轻时候,碰到过一个科研“风口”,他正跃跃欲试,就被科室主任一句话打了回来:“小佟,这个东西你不许发文章。”

  当时的大环境,并不是特别支持医学工作者涉足科研。医院中的很多管理者,也缺乏培养医师科学家的意识。在这种境况下,佟江的科研之路举步维艰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,是他抓住的第一根稻草,也是他藉以出头的第一条“缝隙”。

  “基金中标很难,但好在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友好且公平。那时候我不想太多,就是拿100%的努力去争取1%的机会。每次成功一点点,后来科研的雪球就越滚越大了。”

  在佟江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中,有针对重大疾病的早筛早检指标,有鉴定病原微生物的新型方法,还有一些疑难杂症的创新治疗方案“我做的科学研究都是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。我会和很多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沟通,告诉他们临床问题在哪里,他们也会介绍自己的设备、资源和方法。我们共同讨论,一起探寻,做出了不少有意思的东西。”

  医师科学家是生物医学领域的重要推动力量。临床经验与科学洞察的交相辉映,让人们得以揭示疾病背后的神秘机理,在茫茫分子海洋中找到肿瘤标志物,开创前所未有的治疗方法,研发出另辟蹊径的创新药物

  中国的医师科学家主要集中在大学或科研院所的附属医院中,他们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大的患者资源库:数目庞大,病种丰富,多样性高。但有志于探索这座宝库的年轻人,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佟江这样,能找到那条幸运的“缝隙”,并且破土出芽。

  “中国传统医学一直领先世界,但对现代医学发展的贡献却乏善可陈,与泱泱大国的地位实不相称。要鼓励我们年轻一代医学工作者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,勇于攀登医学科研高峰,努力把研究成果转化到临床实践中去,让更多优秀的医师科学家脱颖而出。”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如是说。

  怎样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医师科学家苗子?怎么鼓励和帮助他们在“两条赛道”上同步起飞?如何为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提供友好的支持性环境?

  2020年9月,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》,其中专门提出,要“开展医师科学家培养改革试点”。

  截至2021年7月,中国已建立50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,以推动前沿技术研发和转化应用于临床诊疗的实践。

  一些医院和高校也在致力于探索更好的人才培养模式。例如,北京协和医学院从1995年起选拔临床医学专业优秀学生进行“8 年+3/4 年”连续培养,是国内最早的MD-PhD双学位项目;清华大学医学实验班则采取了“3+2+3”的人才培养方式在清华大学完成3年的基础医学课程学习后,出国前往有合作关系的海外医学院进行为期2年的医学科研训练,最后回到国内开展3年临床学习与实践,取得医学博士学位。

  不难看出,这是一条远比攻读其他学科博士更为漫长、艰辛的路。有学者撰文呼吁:“我们需要制订计划,保证医师科学家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,得到科学、经济、情感上的保护和支持。”

  对此,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武阳丰曾建议,应由政府建立专项人才培养基金,全额资助希望成为医师科学家且已经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,使他们在3~5年内不受经济压力的影响,全身心开展临床研究;还建议设立专项青年基金,资助那些刚入职不久的年轻医生开展创新临床研究。

  一些民间力量也在行动。近日,第四届“科学探索奖”正式启动申报。这是由科学家主导、腾讯基金会出资支持的一个公益性奖项,面向45周岁及以下的青年科学家,分5年发放总计3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,这些奖金供获奖者自由支配。

  与往年相比,2022年的“科学探索奖”在原有九大领域的基础上,新增了一个领域医学科学领域,重点支持3个方向:鼓励青年学者针对疾病的本质和规律开展探索性研究,支持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结合;鼓励医师科学家开展创新性研究,开发临床诊疗的新技术新方法;鼓励解决医药研发和生物医学工程的基础科学问题等。

  “这是件好事!”听到这个消息时,佟江很高兴,“这是风向标,说明社会各界都在发现和认可这个领域的重要性;这也是一股活水,为原有的支持激励体系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”

  “我希望像这样的支持,未来可以多一点,再多一点,希望年轻的后辈们,奔跑在两条赛道上,能比当年的我更加轻松、更加从容。”佟江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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